上海光啟公園內的徐光啟夜觀天象雕像
儒家理念、復古思緒、近代科學精神、基督文明，這些異質文化要素統一在徐光啟身上，形成了其人格的巨大張力
徐光啟（1562~1633），上海縣人，數學和科學家、農學家、政治家，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之一，上海地區最早的天主教徒。作為歷史人物，能載入史冊的有三個身份：名臣、科學家、天主教徒。每一個身份都可以獨立成冊。
“獨立”的史冊造成我們割裂的目光，對有三個ID的徐光啟難有3D般的立體印象。因為有的身份被遮蔽、有的身份被彰顯。
教徒身份是歷代史家的難題
位于上海市徐家匯的徐光啟墓前的石坊上，有對楹聯：“治歷明農百世師，經天緯地；出將入相一個臣，奮武揆文”，算是對徐光啟的蓋棺定論。但他的天主教徒身份并無著墨。
態度全在石坊后豎起的大十字架上，它的存廢像一根矗在墓前的官方態度的晴雨表。
1903年，江南天主教會為紀念徐光啟受洗300周年，在其墓前另建大理石十字架一座。這是目前所能追溯到的徐光啟墓的最早形制。2003年，重修徐光啟墓即循此例。
當時，有不少的群眾提意見，“修個墓就可以了，你們用政府的錢，怎么可以去修十字架呢？”上海徐匯區文化局副局長宋浩杰的解釋是：“為了尊重歷史，實事求是。”
作為“中國天主教開教三大柱石（另二人是李之藻、楊廷筠，均為明朝官員）”之一，天主教徒或應是徐光啟的第一順位身份。
“群眾的意見”多少說明其教徒身份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忌諱。這種敏感不是一朝一代的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明或暗、閃爍其詞。其教徒身份不會為官至一品的大學士帶來榮譽，而是一個讓各朝撰著者糾結的符號。
與徐光啟同時代人，也對他的信仰選擇看法不一。
東林黨首領之一鄒元標肯定天主教，認為“與吾國圣人語不異”，甚至說天主教教理比“吾國圣人及諸儒發揮更詳盡”；文學家沈德符特別贊許利瑪竇（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學者。明朝萬歷年間來到中國居住）“性好施，能緩急人”的品格，但對他那套教理“不謂然亦不以為忤”；而徐光啟的恩師焦告則指責徐追隨了一個“外來的信條”。
徐光啟本人亦不隱藏信仰，并且傳教，還曾上疏護教。父親徐思誠、妻子吳氏、兒子徐驥、兒媳顧氏和所育的五子四女，都是虔誠的教徒。徐光啟又通過婚姻將天主教義帶到了其他家族。比如，徐光啟通過夫人吳氏和自己的姐姐，使岳父吳小溪、姐夫陳紹統、外甥陳于階等都信了教。
明清更替，官修的《明史》和私修的《國榷》都回避了他的教徒身份。
民國時期，徐光啟逝世300周年之際（1933~1935年）出現了一次整理徐著的高潮，其宗教著作得到前所未有的整理，傳記也增加了與天主教有關的內容。
1957年，上海市文化局撥款對墓地修整，重建了十字架基臺。
1962年，徐光啟400周年誕辰，這一年，國內主要報刊發表的有關徐光啟的文章有三四十篇，但大多只談其科學成就。如王重民新編的《徐光啟集》和《徐光啟手跡》，均剔除了他認為有“宗教渲染”之嫌，“假托”徐光啟之名的文章。
上世紀90年代，上海市重修光啟公園，并召開了盛況空前的“徐光啟學術研究研討會”。
進入新世紀后，紀念活動進入了史上最密集、也最開放的時期。2007年，上海徐匯區文化局借《幾何原本》翻譯（歐幾里得著，徐光啟利瑪竇合作翻譯了前6卷）出版400周年紀念活動，舉辦了規模更大的學術研討會。有媒體如此評價該研討會：“借學者的嘴巴，公開承認徐光啟是一位天主教徒。”
2012年5月10日，在紀念徐光啟450周年誕辰“徐光啟與近代中國”討論會上，本刊記者注意到，每位發言者都提及了徐光啟的宗教背景。
在一個士大夫如何走向奉教之路的問題上，一個普遍說法是徐光啟為了與傳教士“零距離”接觸，以便更好地學科學。
實非簡單如斯。在徐光啟看來，傳教士所帶來的天主教與科技知識是他所崇尚之“天學”的一體兩面，層次上有道術之分，而本質上是一套完整體系，須一體引進。
徐光啟深陷其中的，是生死這個大問題，他迫切需要解決死后的歸屬問題，尤其是在1598年會試不第之后。徐光啟直指人生的終極。世間事，除了生死，哪一樁不是閑事？
徐光啟曾經從儒釋道中探尋答案，均無所獲。
1600年，他北上京師應進士試路過南京，特地去拜會利瑪竇。徐光啟向這位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傳教士請教人生大事。傳教士向士大夫灌輸了靈魂不死、死后審判等宗教觀念，并將“常念死候”視為人生之最急事。
年屆不惑（39歲）的徐光啟豁然了。
1603年，徐光啟在南京領洗入教，教名“保祿”。次年，中進士。
這個駭俗的舉動不是心血來潮，從1595年在韶州獲晤傳教士郭居靜至1600年面見利瑪竇，再至1603年由羅如望施洗入教，歷8年，其間經過了深刻的思考。
除了對“生死”這一個體救贖問題的關懷，徐光啟對“死后”很關心，更苦心于“拯救塵世”的答案，這個“塵世”即是明末。
徐光啟認為耶教教義與他心目中地位崇高的正統儒家精神多有相合之處。這既與傳教士的儒化（為在中國開展傳教工作，利瑪竇等西方早期的傳教士在儒家經典著作中尋找與天主教的接合點）有關，又與時代提出的命題相關。
徐光啟歷嘉靖、隆慶、萬歷、泰昌、天啟、崇禎六朝，大體上是歷史家們所說的晚明時期。
這是黃宗羲稱之為“天崩地解”的時代。農民起義、城市民變等事件不斷沖擊著王朝的根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理學——經過幾百年的演進，已經走入末途，滿足不了維系一個官僚大帝國的統治需要；黨爭使官員們愈來愈多地把精力投入到貪污斂財、結黨營私上去。
徐光啟在激蕩中苦苦索解，他力主實學，主張經世致用，不屑空談性理。盡管這一思潮在思想領域的代表人物黃宗羲、方以智、顧炎武、王夫之等還要再過二三十年才登上舞臺，但科技領域已有人捷足先登，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霞客的游記、宋應星的《天工開物》集中出現，而徐光啟也是晚明實學思潮涌托出的杰出人物之一。
正如歐洲文藝復興打的旗號是恢復古希臘文化一樣，很多晚明士人對現實的批判也都有意識地與復興先秦的正統儒學相結合。
萬歷年代雖然政治不好，但是在思想文化上是個了不起的年代，學者有獨立思考和思想的自由，歷史上稱為“萬歷的一代”。徐光啟鄭重地向萬歷推薦他所信奉的天主教教義，并打保票“事天之學補益王化”。他將God譯為皇家祭祀里一直使用的“上帝”一詞，以便在這里找到天（主教）、儒同構的焦點。
儒家理念、復古思緒、近代科學精神、基督文明，這些異質文化要素統一在徐光啟身上，形成了其人格的巨大張力。研究者就此發明了一個詞叫“儒家天主教徒”。
徐光啟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種奇異組合：身后由朝廷追封加謚，墓前又有教會立的拉丁文碑銘。
一個儒家士大夫為什么信耶穌在一個士大夫如何走向奉教之路的問題上，一個普遍說法是徐光啟為了與傳教士“零距離”接觸，以便更好地學科學。
實非簡單如斯。在徐光啟看來，傳教士所帶來的天主教與科技知識是他所崇尚之“天學”的一體兩面，層次上有道術之分，而本質上是一套完整體系，須一體引進。
徐光啟深陷其中的，是生死這個大問題，他迫切需要解決死后的歸屬問題，尤其是在1598年會試不第之后。徐光啟直指人生的終極。世間事，除了生死，哪一樁不是閑事？
徐光啟曾經從儒釋道中探尋答案，均無所獲。
1600年，他北上京師應進士試路過南京，特地去拜會利瑪竇。徐光啟向這位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傳教士請教人生大事。傳教士向士大夫灌輸了靈魂不死、死后審判等宗教觀念，并將“常念死候”視為人生之最急事。
年屆不惑（39歲）的徐光啟豁然了。
1603年，徐光啟在南京領洗入教，教名“保祿”。次年，中進士。
這個駭俗的舉動不是心血來潮，從1595年在韶州獲晤傳教士郭居靜至1600年面見利瑪竇，再至1603年由羅如望施洗入教，歷8年，其間經過了深刻的思考。
除了對“生死”這一個體救贖問題的關懷，徐光啟對“死后”很關心，更苦心于“拯救塵世”的答案，這個“塵世”即是明末。
徐光啟認為耶教教義與他心目中地位崇高的正統儒家精神多有相合之處。這既與傳教士的儒化（為在中國開展傳教工作，利瑪竇等西方早期的傳教士在儒家經典著作中尋找與天主教的接合點）有關，又與時代提出的命題相關。
徐光啟歷嘉靖、隆慶、萬歷、泰昌、天啟、崇禎六朝，大體上是歷史家們所說的晚明時期。
這是黃宗羲稱之為“天崩地解”的時代。農民起義、城市民變等事件不斷沖擊著王朝的根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理學——經過幾百年的演進，已經走入末途，滿足不了維系一個官僚大帝國的統治需要；黨爭使官員們愈來愈多地把精力投入到貪污斂財、結黨營私上去。
徐光啟在激蕩中苦苦索解，他力主實學，主張經世致用，不屑空談性理。盡管這一思潮在思想領域的代表人物黃宗羲、方以智、顧炎武、王夫之等還要再過二三十年才登上舞臺，但科技領域已有人捷足先登，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霞客的游記、宋應星的《天工開物》集中出現，而徐光啟也是晚明實學思潮涌托出的杰出人物之一。
正如歐洲文藝復興打的旗號是恢復古希臘文化一樣，很多晚明士人對現實的批判也都有意識地與復興先秦的正統儒學相結合。
萬歷年代雖然政治不好，但是在思想文化上是個了不起的年代，學者有獨立思考和思想的自由，歷史上稱為“萬歷的一代”。徐光啟鄭重地向萬歷推薦他所信奉的天主教教義，并打保票“事天之學補益王化”。他將God譯為皇家祭祀里一直使用的“上帝”一詞，以便在這里找到天（主教）、儒同構的焦點。
儒家理念、復古思緒、近代科學精神、基督文明，這些異質文化要素統一在徐光啟身上，形成了其人格的巨大張力。研究者就此發明了一個詞叫“儒家天主教徒”。
徐光啟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種奇異組合：身后由朝廷追封加謚，墓前又有教會立的拉丁文碑銘。
超前而寂寞
徐光啟的生命歷程，在科舉道路上走了22年，與傳教士相處的時間長達38年。受洗是徐光啟人生的分水嶺，之前，他一直在鄉間教書，兼事農耕治水，垂20年，實為一鄉間農耕儒者；之后，考中進士、入仕、科研實踐、過宗教生活。
教徒身份既規約著為官的徐光啟，又助力作為科學家的徐光啟。
比如，他不收禮受賄，以免陷入良心上的危險。入教唯一讓他苦悶的是不能納妾，而他只有一個兒子。
他在上海徐家匯自家的田地上建立試驗園，從福建引種甘薯；又在天津建立了河北省歷史上第一個農業試驗園，將南方的水稻在天津引種成功，棉花選種、栽培、收獲、紡織成為體系都是由此開始的，被稱為河北省第一個Academy的雛型——公元前387年柏拉圖在雅典建立的試驗園就稱為Academy。
他最大膽的設想，是官方主持設立“特區”，正式給基督教一定發展空間，觀察其對市井小民風俗禮教的作用。對此，萬歷皇帝批復“知道了”三個字，沒有批準實施。
徐光啟試圖將邏輯的精神植入中國傳統文化里，與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前6卷即是一次偉大的努力。1607年的徐、利譯本是該書阿拉伯世界以外的第一個東方譯本。徐光啟沒有把“點、線、面、體”譯成“粒、棍、餅、塊”。俄羅斯、瑞典、丹麥、波蘭等文字的譯本分別出現于1739、1744、1745和1817年。
徐光啟堅信他譯的《幾何原理》“百年之后必人人習之”。他太樂觀了，實際用了250年。
為了幫助明王朝抵御清軍，徐光啟從澳門招募葡兵、引進火炮，大規模引入西洋火器的行動激起了明王朝內部新舊觀念的激烈斗爭，計劃半途而廢。
徐光啟參與編制的《崇禎歷法》也未及啟用，后被湯若望更名為《西洋新法歷書》獻給清帝。
站在今天打量，徐光啟就像一柄單刀的前鋒，突圍到了時代的最前沿，猛回頭，超前而寂寞。
